四、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有計劃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始

      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
      國民經濟恢復之后，我們國家的發展面臨新的形勢和許多新的問題。黨領導人民繼續前進，需要提出新的任務和目標。
      1952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順利實現，朝鮮停戰談判雙方在主要問題上達成協議，戰爭可望不久結束。這表明，我國已具備了有計劃地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條件。黨及時決定從1953年開始實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計劃的主體當然是國家工業化。這是中國人民百年來夢寐以求的目標，是改變中國落后狀態而臻于富強的關鍵所在。現在，中國人民終于可以在工業化的道路上邁開大步前進了。
      同時，我國社會生活中也出現和積累了一些新的矛盾。在農村，土改以后農民分散落后的個體經濟難以滿足城市和工業發展對糧食和農產品原料不斷增長的需要，而貧富差距的出現又引起黨和政府對兩極分化的關注。在城市，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限制和反限制斗爭時起時伏，給國家經濟生活帶來很大影響。這種狀況使黨不能不考慮加緊和擴大農村的互助合作運動和城市限制資本的措施。這樣，就把對國民經濟實行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提到日程上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黨中央經過將近一年的醞釀，形成和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這就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明確地向全國人民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人物。這是黨在歷史的關鍵時刻采取的一個重大戰略步驟。
      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自創立時就確定的奮斗目標。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條件下，實現社會主義必須分兩步走：首先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然后才能轉入社會主義革命。至于何時轉變到社會主義階段，需要在革命發展的時間進程中根據具體情況來確定。新中國成立后，經過三年的實踐，黨中央人為，制定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明確地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提出向社會主義逐步過渡的任務，時機與條件已經成熟。原因在于：一是已經有了相對強大和迅速發展的社會生義國營經濟，成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重要物質基礎。二是已經積累了利用和限制私營工商業的許多經驗，并已進行了初步改造。三是已經積累了土改后農村開展農業互助合作的許多經驗，實際上成為對個體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最初步驟。四是從國際環境看，資本主義國家很不景氣，社會主義國家正充滿向上發展的活力。這也是促使黨認為應當提出開始向社會主義逐步過渡的一個因素。
      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后，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學習、宣傳和教育，在黨內迅速統一了認識，也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成為團結和動員全國人民共同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的新綱領。全黨和全國人民把自己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任務上來，興高采烈地迎接和投入新中國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的高潮。
      第一個五年計劃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起步
      制定一部切實可行的發展國民經濟的中期計劃，是完成過渡時期總路線規定的工業化主體任務的重要步驟。
      實現國家工業化，是黨領導各族人民實現國家獨立和富強，使中國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毛澤東早就講過:“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但是到1952年，我國工業化的起步點，仍然是很低的。現代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只占43.1%,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只占35.5%。許多重要工業產品的人均產量，不僅遠遠落后于工業發達國家，也低于印度這樣的新興獨立國家。1954 年，毛澤東有一段給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特別是經過抗美援朝戰爭同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的較量，改變我國工業落后狀況的要求顯得尤為緊迫。考慮上述實際情況，黨中央作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決策，要求首先保證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基本建設，特別是確保那些對國家起決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強國家工業基礎與國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
      作為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在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條件下，中國實現工業化,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才能加快推進國家工業化，真正蠃得經濟上的獨立。
      為準備進行有計劃經濟建設，我國從1951年著手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五”計劃在編制和實施過程中，較好地處理了我國經濟建設中的幾個重大關系，提出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同時不放松農業、輕工業，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統籌兼顧、全面安排;科學進行工業布局，改變我國工業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區的不合理狀況;根據我國國力，積極穩妥確定工業、農業生產年均增長速度;把發展生產同改善人民生活恰當地結合起來;既要爭取外援，同時又強調自力更生，國家建設應以國內力量為主。這些對于后來我國經濟建設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
      從1953年開始，經濟建設工作有計劃地在全國展開。全國城鄉迅速形成參加和支授國家工業化建設的熱烈氛圍。這是一個激情燃燒的年代，對工業化的無限憧憬，激發出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從未有過的勞動熱情。“每一秒鐘都為創造社會主義社會而勞動”——這種充滿時代精神的號召，生動反映了工業化目標所激發的建設熱情。新中國幾乎每一天都在發生改變。工業建設戰線喜報頻傳。1953 年12月，鞍山鋼鐵公司的三大工程——大型軋鋼廠 、無縫鋼管廠、七號煉鐵爐舉行開工生產典禮。包頭、武漢的大型鋼鐵企業先后開始施工。限額以上的較大項目，平均每天都有一個開工或竣工。一大批舊中國沒有的基礎工業部門一個個建立起來，一大批工礦企業在內地興辦。舊中國重工業過分落后的面貌和不合理布局大大改觀。五年間工業生產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了舊中國的一百年。新中國迅速從廢墟上站起，為我國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奠定了基礎，為社會主義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
      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隨著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始,加強國家政治、法律上層建筑領域的建設，更好地為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成為重大而迫切的任務。為此，毛澤東以很大的精力親自主持了新中國第-部憲法的起草工作。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的一個重大貢獻是一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是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體現了人民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以根本法的形式確認了近代100多年來中國人民為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進行的英勇斗爭，確認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中國人民掌握國家權力的歷史變革，確定了中國人民行使當家作主權利的政治制度，指明了為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繼續奮斗的正確道路。
      憲法進一步確立了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其他國家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憲法還確立了國家體制的格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
      大會選舉毛澤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為副主席;選舉劉少奇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宋慶齡等13人為副委員長;決定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確立。在中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人民在人類政治制度史上的偉大創造，是深刻總結近代以后中國政治生活慘痛教訓得出的基本結論，是中國社會一百多年激越變革、激蕩發展的的歷史結果，是中國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已命運的必然選擇。大中國這樣一個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幾億人口的國家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在中國政治發展史乃至世界政治發展史上都具有劃時代意義。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指出:“我國人民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斗爭中已經結成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今后,“我國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將繼續發揮它的作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任務宣告結束。1954 年12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舉行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肯定人民政協作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仍然需要存在。會議明確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后人民政協的性質、地位、作用和任務，以及政協與人大、政府之間的關系等，進一步鞏固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我國長期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礎。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戰線理論、政黨理論、民主政治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偉大成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進行的偉大創造。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從根本大法上確立中國國內各民族間平等友愛互助的關系，保障各少數民族的自治權利。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 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特色解認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的重要內容，是黨根據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特點，運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一項重大創造。1949 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確定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1954年憲法將民族自治地方規范為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三級，縣以下的少數民族聚居區設民族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實行，對于中國在任何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下，始終保持國家完整統一、促進各民族團結互助和發展進步，具有重大而長遠的意義。
      人民代表大會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的確立，構成了我國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體系，為我國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相應的經濟制度，提供了政治保障。
      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建立
      隨著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實施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起步，隨著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宣傳，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在有步驟地向前推進。
      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前就已啟動。1951 年9月，黨中央制定《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革案)》，強調互助合作運動要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和可能，采取穩步前進的方針，必須貫徹自愿和互利的原則，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廣的方法，引導農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過渡時期總路線公布之后，1953年12 月，又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農村互助合作運動，就是在這兩個決議的指導下穩步前進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初期主要是發展農業生產互助組。1953 年9月以后，進入以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主的階段。由于1953年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后，出現農產品供不應求的矛盾,引發糧食價格劇烈波動。經過反復權衡，1953 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的決定,接著實行油料的統購和食油的統銷。1954 年又實行棉花的統購和棉布的統購統銷。主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加快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在1955年7月后，農業合作化形成高潮。
      農業合作化運動在前期基本上是健康的，1953年曾經一度出現有些急躁的偏差，很快得到糾正。農業合作化的優越性和成效也是明顯的，當時的統計材料表明，合作社80%以上都增產增收，并且一般都是互助組優于單干，合作社又優于互助組。因此，互助合作運動得到了廣大貧苦農民的歡迎，參加合作社成為一種群眾性的行動。到1956年底，農業合作化基本完成。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途徑實現的。在1953年底以前，著重發展以加工訂貨為主的初級和中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從1954年起，開始轉入重點發展公私合營這種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由于公私合營后企業生產迅速發展，私股分得的紅利大都比私營時期的利潤多，促使更多的資本家要求公私合營。1954 年底，國務院決定采取“統籌兼顧、歸口安排、按行業改造”的方針，以解決公私之間的矛盾;按行業采取以大帶小、以先進帶落后的辦法實行合營，加快了改造私營工業的步伐。到1956年底，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也基本完成。
      對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般都經過手工業生產合作小組、手工業供銷生產合作社和手工業生產合作三個階段，因地制宜，按照不同手工業者容易接受的形式，由低級到高級、由小到大、由簡單到復雜地進行。國家堅持貫徹自愿互利原則，力求把合作社辦得對生產者、國家和消費者三方面都有利。到1956年底，全國基本實現了手工業合作化。
      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黨創造了一系列適合中國特點的由初級到高級逐步過渡的形式，使個體農民、手工業者和私營工商業者能夠循序漸進地改變舊的生產方式。尤其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創造了不由國家付出大批贖金，而是在相當一段時期讓資本家繼續從企業分得一部分紅利和股息的“贖買”辦法，不僅有利于資本家接受改造，而且能繼續發揮私營工商業在擴大生產、搞活流通、維持就業、增加稅收等方面的積極作用。黨爭取到大多數民族資本家對社會主義改造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從而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列寧曾經設想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獨創性經驗，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歷史證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但在改造的后期存在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以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和經濟成分上過于簡單劃一等缺點。盡管如此，社會主義改造作為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會變革，是在保證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人民群眾擁護的情況下完成的，其成就和影響是偉大而深遠的。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都已確立。至此，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了。在黨的帶領下，中國這個占世界1/4人口的東方大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性勝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從此，黨面臨的根本任務，就是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新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