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俄國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影響
      中華民國的成立并沒有給人們帶來預期的民族獨立、人民民主和社會進步，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希望。舊的路走不通了，就要尋找新的出路。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從總結辛亥革命經驗教訓著手，廓清蒙味、啟發理智，使廣大民眾從封建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思想啟蒙的新文化運動成為引發社會大變動的先導。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由此發端。1917年，他被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遷到北京。北京大學和《新青年》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
      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口號是擁護“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也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學。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以以進化論觀點和個性解放思想為主要武器，猛烈抨擊以孔子為代表的“往圣先賢”，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包括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通過批判孔學，動搖了封建正統思想的統治地位，打開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閘門，在中國社會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新文化運動仍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為救國方案，但在這些思潮發端地的歐美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已經相當尖銳，第一次世界大戰又以極端的形式進一步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加上中國人學習西方的努力屢遭失敗的事實，更使中國先進分子對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在中國的可行性產生了極大疑問。中國先進分子對救國方案的探索，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恰在此時，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先進分子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真理中看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十月革命發出的反對帝國主義的號召，使飽受帝國主義列強欺凌的中國人民感到“格外沉痛，格外嚴重，格外有意義”。這就推動先進的中國人傾向于社會主義，推動他們認真了解指導十月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出現了一批贊成俄國十月革命道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李大釗是在中國舉起十月革命旗幟的第一人，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從1918年7月起，他先后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等文章，熱情謳歌十月革命的勝利。        他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是“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他預言十月革命所掀起的潮流不可阻擋：“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五四運動后，他更加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的宣傳，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系統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當時思想界產生重大影響，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比較系統的傳播階段。他發表的《再論問題與主義》等文章，批駁反馬克思主義思潮，論證馬克思主義符合中國需要的深刻道理。
      為什么1917年爆發的俄國十月革命能夠在中國產生如此強烈的反響？根本原因還在于中國社會內部正在發生的變化。當中國的思想界發生劇烈變化的時候，中國社會結構也在悄悄發生深刻變動。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忙于在歐洲戰場廝殺，暫時放松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得到比較迅速地發展，中國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進一步壯大起來。五四運動前夕，產業工人已達200萬人左右，成為一支日益重要的新興社會力量。
      中國工人階級是近代中國新生的偉大的革命階級，除了具有與最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系、富于組織性紀律性、沒有私人占有的生產資料等基本優點，還具有堅決而徹底的革命性等突出優點。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土壤上，中國工人階級必然成為革命最基本的動力。與此同時，各種新式學校里的學生、教師，報紙雜志的記者等迅速增加，形成一個比辛亥革命時期更龐大、具有更新意識的知識分子群體。
      一場新的人民大革命的興起，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
      五四運動標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
      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是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勝的協約國在巴黎舉行“和平會議”。中國代表在會上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范圍、撤退外國在中國的軍隊等七項希望和取消“二十一條”及換文的陳述書。會議拒絕了中國的合理要求，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交給日本。北洋軍閥政府屈服于帝國主義列強的壓力，準備在合約上簽字。消息傳到國內，中國人民積聚已久的憤怒終于像火山一樣爆發了。
      5月4日，北京學生3000余人齊集天安門前舉行示威。他們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誅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口號，沖破反動軍警的阻撓，從四面八方匯聚到天安門前，舉行抗議集會，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爆發。
      五四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發舉行聲援學生的罷工，幾日內，罷工工人達到六七萬人。隨后，北京、唐山、漢口、南京、長沙等地工人也相繼舉行罷工，許多大中城市的商人舉行罷市，形成罷工、罷課、罷市的“三罷”高潮，斗爭迅即擴展到20多個省區、100多個城市。五四運動突破了知識分子的狹小范圍，成為有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迫于人民群眾的壓力、北洋軍閥政府不得不釋放被捕學生，并宣布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6月28日，中國代表沒有出席巴黎和約簽字儀式。

      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五四運動以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國強國真理的進步性、各族各界群眾積極參與的廣泛性，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準備。五四運動孕育了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偉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愛國主義精神，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五四運動前后，中國先進分子從巴黎和會所給予的實際教訓中，認識到帝國主義列強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實質、這是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進一步傳播的直接原因。1920年三四月間，《東方雜志》等刊登蘇俄政府第一次對華宣言，宣布廢棄沙俄在中國境內享有的一切特權，對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給予新的有力推動。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逐漸成為進步思想界的主流。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原來有著不同經歷的先進知識分子，經過深思熟慮和反復思考，通過不同的途徑，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在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中，李大釗起著主要作用。1919年，他將《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編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幫助北京《晨報》副刊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
      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領袖陳獨秀，這時也站在了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他在五四運動以后宣稱，我們不應當再走“歐美、日本的錯路”，明確宣布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
      毛澤東在其主編的《湘江評論》上，熱情歌頌十月革命的勝利，認為這個勝利必將普及于世界，我們應該起而仿效。他第二次來到北京后，熱心搜尋并閱讀共產主義書籍，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毛澤東后來回憶說：“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一些老同盟會會員，也在這時開始轉向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董必武曾回憶道，過去和孫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發展了，孫中山掌握不住，結果叫別人搞去了。于是我們就開始研究俄國的方式”。
      中國先進分子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積極投身群眾斗爭實踐。1920年初，北京的一些革命知識分子曾到人力車工人居住區調查他們悲慘的生活狀況。鄧中夏等到長辛店向工人作革命宣傳，開始同工人建立聯系。先進知識分子與工人群眾相結合的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