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號”•記憶（8）】“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

導讀

與國統區的風雨如晦相比，此時的解放區卻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中國土地法大綱》的頒布和土地革命的興起，使得在封建土地制度壓迫下的農民，真正獲得了當家做主的地位；整黨運動的開展，使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建設得到加強，共產黨真正成為民主的典范；與此同時，共產黨的軍隊與國民黨軍隊的委靡不振、貪污腐敗形成鮮明對比……在著名的“窯洞對”中，黃炎培直率地希望共產黨能夠找到一條新路，不再重蹈歷史上“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榮取辱”的覆轍。毛澤東當即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夠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與國統區的白色恐怖、黑暗統治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卻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在這里，實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政策，人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這里的人“不論男女都是制服，女子學生裝短發，都代表十足的朝氣。當地老百姓，衣服也都很整潔，衣料是藍或白的土布。絕對沒有襤褸污穢的流浪者。”而中國共產黨的諸位領導人，“這幾位先生都是從沉靜篤實中帶著些文雅，一點沒有粗狂傲慢的樣子。”所以，黃炎培的《延安歸來》在國統區一發表，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流傳很廣”。在國統區生活的中國人民，尤其是慨嘆“偌大的中國竟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的民主人士看到，原來，在中國還有這樣一方晴朗的天空……

早在1937年9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就從實際出發，成功地創建了獨具特色的“三三制”政權形式，即在陜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政府的領導成員中，中國共產黨黨員、非黨“左派”進步分子、中間分子及其他分子大體各占三分之一。這種新的政權形式，是對有兩千多年封建專制傳統的國家實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偉大嘗試，與國統區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把各抗日階級、階層更緊密地團結在共產黨周圍，進一步發展和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種新型的政權形式，也大大促進了延安各項事業的發展，吸引了大批民主進步人士、青年學生奔赴延安。對此，毛澤東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西北地區實施的“普選的民主政治”將成為“全國民主政治之先導”。然而，在國民黨的惡意詆毀之下，國統區的人民并不了解解放區的情況，中國的各民主黨派也不了解這個“民主的示范區”。

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對多黨合作歷史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事情。

為調停國共關系，黃炎培等六位國民參政員在征得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國共雙方的同意后，于1945年7月1日訪問延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林伯渠、張聞天、任弼時、王若飛等與他們舉行了正式會談，共商國是，大家暢所欲言，氣氛十分融洽。

會后形成了《延安會談紀要》，提出：（一）停止國民大會進行；（二）從速召開有國民黨、共產黨、民盟及三方共同推薦的無黨派代表人士組成的政治會議，討論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研究民主改革之緊急措施，制定民主的施政綱領和將來召開國民大會等問題。這份《會談紀要》是一個有著重要意義的文件，是抗戰以來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共產黨達成的第一個正式協議，表明民主黨派與共產黨的合作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它體現了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協商合作中求同存異的精神，表明了雙方在反對國民黨召開真獨裁、假民主的“國民大會”，爭取召開有民主實質的政協會議上取得了一致；同時，又明確申述了共產黨的立場和具體建議，為各民主黨派和一切愛國民主人士指明了共同爭取抗戰最后勝利與實現民主建國的正確方向和步驟。

六位參政員在延安期間還發生了一件事，這件事在以后被多次提及，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一個經典故事。對此事，黃炎培在《延安歸來》一書中有詳細的回憶：

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國共產黨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等參觀團一行，從根據地的民主政治現狀，親身感受到了邊區政府的民主氛圍，看到了古老中國的未來和希望。從延安回到重慶后，一向謹慎穩健的黃炎培，以前所未有的果斷和勇敢，挑戰國民黨自1931年開始實行的報刊圖書審查制度，自行出版了《延安歸來》一書，盛贊共產黨的政策和根據地的形勢，在重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黃炎培的延安之行，為他后來發起組建中國民主建國會奠定了思想基礎。作為民盟的首任主席，黃炎培對延安的稱頌，在民主黨派中產生了重要的積極影響。

六位參政員訪問延安，使民主黨派人士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為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的進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礎。

隨著人民解放軍進入戰略進攻階段，解放區的建設也開始大步前進，中國共產黨以更加昂揚的斗志改變著中國的面貌。

1947年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表宣言，號召全國人民打倒蔣介石，建設新中國。為了滿足農民長久以來的土地要求，中國共產黨在同一天公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宣布廢除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中國土地法大綱》是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公開頒布的第一個關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它對于新老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并在國民黨統治區產生了廣泛的政治影響。土地改革使解放區的地主階級被消滅了，農民被充分地發動起來，從而極大地鞏固了解放區，援助了人民解放戰爭。

解放區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以雷霆萬鈞之力，猛烈地沖擊著幾千年來的封建土地制度。但是，在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中，許多地方發生了擴大打擊面的“左”的偏向，嚴重妨礙了土地改革運動的健康發展，影響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和社會秩序的穩定。這些“左”的偏向的發生，有政策不夠完善的原因，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小農經濟基礎上形成的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對土改政策的沖擊。中共中央發現“左”的偏向后，立即進行調查研究，采取措施加以糾正，通過領導人講話和發布文件，對土地改革的政策策略作了許多更加完善的規定和說明，保證土地改革運動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

經過嚴峻的革命戰爭的鍛煉，共產黨的隊伍狀況總的來說是好的，但在戰爭和土改激烈進行的條件下，在一些共產黨的地方組織特別是農村基層組織中，思想、作風和組織不純的問題也明顯暴露出來。為貫徹土地改革，加強人民解放區的戰斗力，加強農村的民主化，共產黨領導了全黨的整黨運動。整黨的基本方針是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以說服教育為主，本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通過開展三查（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三整（整頓思想、整頓組織、整頓作風），克服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影響和官僚主義作風，保證共產黨能夠始終同最廣大的勞動群眾完全站在一起，并領導他們前進。

在各解放區開展整黨的同時，1947年冬到1948年秋，利用戰斗間隙，人民解放軍從階級教育入手，運用訴苦、“三查”、“三整”等方法，在全軍普遍開展了新式整軍運動，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為奪取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作了準備。

整黨工作開始以后，在最初的時間內，和土改工作一樣出現了“左”的偏向，一些做法傷害了當地黨員、干部的感情，造成了黨員同工作組、貧農團的對立，也使土改工作受到很大影響。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擴大會議，詳細討論了黨內的傾向性問題以及土地改革和群眾運動中的幾個具體政策問題，并強調絕對不許重復歷史上所犯過的“左”的錯誤。1948年春，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區委也先后召開會議，總結檢查土改和整黨工作，使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中的“左”的偏向很快得到糾正。使中國共產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更加密切，工農聯盟進一步鞏固，為爭取土改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證。

（選自《讓歷史告訴未來》，主編：朱維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