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各項建設的展開

      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初步發展
      舊中國經濟本來極其落后，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和國民黨反動派反人民戰爭更使它遭到嚴重的破壞，集中力量恢復國民經濟成為擺在黨和人民面前的緊迫任務。黨和政府按照“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基本方針，全力恢復國民經濟。
      農業方面，黨在發揚農民個體經濟積極性的同時，逐步推動個體農民之間的勞動互助。國家對農業的投人逐年增加，并集中力量治理了淮河和修建了荊江分洪、黃河下游防洪工程等骨干項目，初步改變了舊中國江河堤岸年久失修、水患頻繁的狀況。各地還大力整修水渠塘堰，擴大農田灌溉面積。這些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了農業生產的迅速恢復和發展。1952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由1949年的11318.4萬噸增加到16393.1萬噸，增長44.8%。
      工業方面，重點放在恢復國計民生急需的礦山、鋼鐵、動力，機器制造等行業和主要化學工業，同時恢復和增加紡織及其他輕工業生產。在地區分布上，以恢復東北工業基地為主，同時兼顧內地工業，有計劃地新建了一批骨干企業。到1952年底，主要工業產品和輕工業產品的產量均超過歷.史最高水平。
      交通運愉業方面，國家用于交通運輸業的投資共17.7億元，占全國基建投資總額的22.6%。基本恢復了原有的鐵路網，重新連接華北和華南。完成了穿越大西南腹地的成(成都)渝(重慶)鐵路和西北地區的天(水)蘭(州)鐵路的修建。成渝鐵路是清末就籌款準備興修的川漢鐵路的一段，拖了近半個世紀未能完成，新中國成立后僅用兩年就建成通車。國家還新建和改建了一些主要干線及縣、鄉級公路，全國公路通車里程比新中國成立初期增長了50%以上，通往“世界屋脊”的康藏公路(今川藏公路)、青藏公路,于1950年開始興建。
      貿易的恢復和發展，是促進城鄉物資交流，恢復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環節。經過幾年的努力，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逐步發展壯大，成為流通領域的主渠道。到1952年底，在全國范圍內，基本形成了從上到下的包括各種門類的統一的國營商業體系。穩定物價、統一財經后，為解決因通貨膨脹而形成的虛假購買力消失導致的問題，政府采取擴大對私營工廠加工訂貨、大量收購農副產品以提高農村購買力、調整稅收負擔、適當收縮國營商業、教育私營企業工人努力完成生產任務等措施，合理調整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和產銷關系，使私營工商業得到很大發展。
      經過全國人民三年多的艱苦奮斗，新中國成立前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并有了初步發展。1952年底，工農業總產值810億元，比1949年增長77%多。國家財政收入成倍增加，收支平衡。城鄉人民收入逐年增多，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同1949年相比，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提高了70%，農民收入一般增長30%以上。在經濟恢復過程中，國民經濟結構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國營經濟比重上升，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比重逐年下降。工業生產力的地位得到加強，現代工業的比重有所上升，為我國開始由農業國逐步轉變為工業國打下了基礎，進而確保了整個國家經新民主主義穩步地向社會主義邁進。
      教育科學文化衛生事業的除舊布新
      隨著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也在到來，其他各方面的建設都有相應的發展。
      文化建設，一是要適應和推進政治變革，二是要適應和推進經濟建設。為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黨領導了對舊有學教育事業和社會文化事業有步聚地近行改革，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
      掌握輿論工具，確立馬克思主義在全國的指導地位。在接管城市中，把作為輿論宣傳、大眾傳播重要工具的報紙、刊物、電臺、通訊社等文化事業，完全置于黨和國家的統一領導之下。為系統學習、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1951年至1953年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一至第三卷、1955年開始翻譯出版《例寧全集》，1956年開始翻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教育改革方面，除了實行國家對學校的領導,廢除反動政治教育，使馬列主義教育進入學校外，還有兩個主要方面:一是解決教育向廣大工農群眾打開大門的問題。針對舊社會勞動人民難有受教育機會的狀況，黨和政府確定了“教育必須為生產建設服務，為工農服務，學校向工農開門”的教育方針。二是發展和改革高等教育。1951 年底至1953年,教育部對全國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大幅度擴大招生,適應了工業化建設對專業人才的急迫需要。
      文藝工作方面，繼續提倡文藝為人民服務、為工農兵服務，還提出了“ 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為繁榮我國文藝事業指明了方向。廣大文藝工作者深人社會生活，創作出一批以革命戰爭、社會改造為題材，啟發人民政治覺悟,鼓勵人民勞動熱情的優秀文藝作品。
      科學工作方面，黨和政府十分重視科學技術在建設事業中的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成立了中國科學院。中央要求，以中國科學院作為全國科學研究的中心，指導建立地方科研機構，同時發展高等學校和產業部門的科研機構，逐步形成比較完整的科研體系。到1955年底，全國科學技術人員已達40余萬人，專業科研機構超過800個。這支力量在國家各項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醫療衛生工作方面，黨和政府提出了衛生工作要“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和“團結中西醫”的方針。在農村、城市街區和工礦企業，普遍建立起基層衛生組織，以及各種專業防疫機構和防疫隊伍。同時，在全國開展大規模的愛國衛生運動，使城鄉落后的衛生面貌大為改觀。
      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為了發揮他們在國家建設中的積極作用，黨十分重視對知識分子的團結、教育和改造工作。1951 年9月，北京大學12位著名教授響應黨的號召，發起北大教員政治學習運動，京、津高校隨即開展了比較集中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同年9月29日，周恩來向北京、天津高校教師學習會的教師作《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勉勵一切有愛國思想的知識分子努力站到人民的立場，站到工人階級的立場。后來，學習運動逐漸擴展到整個知識界。大多數知識分子通過學習毛澤東著作，聯系思想和工作實際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通過肅清封建買辦思想影響，批判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基礎知識，從而由民族的、愛國的立場前進到人民的立場，滿腔熱情地投身到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中。
      軍隊和國防的現代化建設
      建立鞏固的現代化國防，建設一支強大的正規化、現代化的革命軍隊，是黨在新中國成立后提出的一項重大任務。特別是經歷了抗美援朝戰爭，中央軍委系統總結了同高度現代化裝備的美軍作戰的經驗,推動人民解放軍適應現代化戰爭的要求，逐步實行由單一軍種向諸軍兵種合成軍隊的戰略轉變。
      實行統一的指揮、統一的制度、統一的編制、統一的紀律、統一的訓練，實現諸軍兵種密切的協同動作,是建設現代化國防不可缺少的一項重要條件。遵照中央軍委指令，人民解放軍進行大幅度精簡整編。同時，對軍隊領導機關的組織編制進行調整，在原有陸軍的基礎上先后組建空軍、海軍、防空軍、公安軍等軍種，以及炮兵、裝甲兵等各兵種領導機關及其所屬部隊，人民解放軍初步發展成為軍兵種較為齊全的軍隊。
      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革命軍隊，必須加強黨的領導。1954年4月，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頒布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這對于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發揮人民解放軍作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作用，具有重要意義。
      為加強國防工業建設，提高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的現代化水平，1953 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并審定了國防工業“一五”建設計劃的安排。1955年1 月，中共中央、毛澤東作出發展原子能事業、研制原子彈的決定。毛澤東說:“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歷史證明，重點突出尖端技術的發展，是一項很有遠見、很有膽略的戰略決策，對于中國國防科技事業發展和國防現代化建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根據國際局勢總的趨向緩和，但帝國主義發動戰爭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的估計，1956 年3月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首次明確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為人民解放軍執行戰備任務和進行軍事訓練指明了方向，使軍隊正規化和國防現代化建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爭取有利于建設的國際和平環境
      為了給國內建設創造有利的國際和平環境，黨要求在外交方面展開積極的工作和斗爭。
      為發展同新興民族獨立國家尤其是鄰近的民族獨立國家的關系，1953年12月，我國政府在同印度就兩國間存在的問題特別是印度與中國西藏地方關系問題的談判中，首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其表述后來確定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它是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開展活動，突破美國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擴大對外交往的有力武器，不僅成為我國對外政策的基石，也逐漸在國際社會中被普遍接受，為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國際關系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朝鮮停戰以后，亞洲的緊張局勢有所緩和。但是，美國不僅不想從朝鮮半島撤軍，和平解決朝鮮問題，而且其海軍艦隊繼續盤踞在臺灣海峽，干涉中國內政,并企圖從印度支那地區扼制中國。這種保持國際緊張局勢的做法，是不得人心的。1954年4月，由中國、美國、蘇聯、英國、法國及有關國家外長參加的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會議在瑞士日內瓦召開。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加討論國際問題的重要會議。會議期間，周恩來率領的中國代表團進行了卓越的外交斡旋，促使會議達成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協議，法國從越南、老撾、柬埔寨撤軍，并確認三國的民族獨立地位。日內瓦會議的成功，使亞洲局勢和國際局勢進一步緩和， 增強了我國南部邊境的安全。
      在亞洲、非洲民族解放運動高漲的形勢下，1955 年4月，亞非29個國家政府首腦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會議。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出席會議，在會上鮮明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呼吁各國撇開分歧，為反對殖民主義的共同利益而加強團結合作，受到與會各國的贊同，打開了中國與亞非國家廣泛交往的大門。會議通過的《亞非會議最后公報》吸收了中國代表團的建議，形成和平共處、友好合作的十項原則。會議取得圓滿成功。會議期間，周恩來還發表聲明:中國政府同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這個聲明促使中美兩國于1955年8月開始大使級會談。
      這些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和外交斗爭，促進了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擴大了我國在國際上的聯系，顯示出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作用，也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爭取到了較為有利的國際和平環境。
      加強黨在全國執政后的自身建設
      新中國成立后，黨十分重視在執政條件下黨組織自身的.建設。1950年5月，針對在全國革命勝利的形勢下黨內一部分人滋長的以功臣自居的驕傲自滿情緒和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黨中央發出《關于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要求嚴格地整頓全黨的作風，首先是整頓干部作風。1951年三四月間，中共中央召開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決定對全黨的基層組織進行一次普遍整頓，在全體黨員中進行一次關于共產黨員必須具備的八項條件的教育,特別是關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前途的教育。在此基礎上,對每一個黨員進行認真的審查和登記，對犯有嚴重錯誤的和不夠黨員條件的黨員進行組織處理。整黨從1951年下半年開始，到1954年春基本結束。經過整黨，共有41萬人被開除出黨或被勸告退黨，增強了黨組織的純潔性。同時，各級黨組織積極而又謹慎地發展新黨員，黨員人數由整黨前的580萬人發展到636.9余萬人，黨的隊伍增加了新的血液。
      1954年2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通過《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決漢強調，黨的團結是黨的生命，要求全覺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要提高維護黨的團結的自覺性。1955年3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決定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選舉產生了中央監察委員會。
      總的來說，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 全黨的精神面貌是比較好的，繼續保持了革命戰爭年代的艱苦奮斗作風和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黨中央從延安整風和黨的七大以來形成的堅強團結，在執掌全國政權的條件下繼續保持下來。一個堅強團結的黨，一個為黨所確定的正確目標而一致行動、努力奮斗的黨，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各項工作取得順利進展的最重要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