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后，按照事先的商定，派梁漱溟去香港辦報，在海外建立言論機關。梁漱溟行前去曾家巖50號周公館拜訪了周恩來，周恩來介紹梁去找八路軍駐港辦事處的廖承志，提供支持與幫助。到香港后，梁漱溟拜訪了救國會的鄒韜奮和中共的范長江，與在港的盟內外人士商討籌辦報紙事宜。范長江給了很多好的建議，并在經濟上給予了支持。1941年9月18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機關報《光明報》在香港正式出版，梁漱溟為社長，薩空了為經理，俞頌華為總編輯。

《光明報》從籌備到出版，一直受到國民黨或明或暗的阻撓破壞。蔣介石動員國民參政員、國民黨元老，乃至青幫頭子杜月笙等出面，以各種理由勸誘、逼迫梁漱溟離開香港，放棄《光明報》。香港新聞檢查機構對《光明報》多方刁難，報紙經常“開天窗”，文章也被刪得千瘡百孔。為保證民盟的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兩個重要文件可以順利通過檢查，薩空了想出一個主意：將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放在無須送檢的廣告欄內刊出，避開送檢被扣一關。

10月10日，《光明報》發表“啟事”，宣告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已在重慶成立，并公布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對時局主張綱領》（簡稱“十大綱領”）。英、美各國在港記者予以報道，引起了國內外的注意，達到了在民盟籌建時計劃的繞開蔣管區箝制，在海外建立言論機關，更好在國內外發聲的目的。

11月16日，即國民參政會二屆二次會議在重慶召開的前一天，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以主席張瀾、總書記左舜生、組織部長章伯鈞、宣傳部長羅隆基4人的名義舉行茶會，邀請國共兩黨代表和國民參政員出席，公開宣布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民盟由秘密轉為公開，以中間黨派的身份出現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舞臺上。

中國共產黨方面一直對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給予了大量鼓勵、支持和推動。毛澤東1940年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明確指出：“中間勢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為我們同頑固派斗爭時決定勝負的因素。”在國統區工作的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鄧穎超等，在重慶經常同黨派人士接觸。1941年2月，黃炎培、張瀾向周恩來、董必武轉達了籌建民主政團同盟的意圖、進展，得到二人支持。3月28日，“梁漱溟向周恩來報告民盟去香港辦報計劃，周熱情支持”，梁到港后得到八路軍駐港辦事處等人員資金幫助。

民盟成立的消息見報后，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解放日報》于10月28日發表以《中國民主運動的生力軍》為題的社論，稱贊民主政團同盟宣布的政治綱領強調了“抗戰到底，加強團結，保障人權，結束黨治，革新內政的必要”，指出這是對抗戰期間我國民主運動的一個新的推動。

民盟在重慶公開活動的第二天，即1941年11月17日，國民參政會二屆二次大會開幕。會議期間，民盟參政員張瀾、張君勱、左舜生、羅隆基等，根據民盟綱領，提出了《實現民主以加強抗戰力量，樹立建國基礎案》，要求結束訓政、實施憲政等，得到了董必武、鄧穎超等20多位參政員的聯署。

1942年底，中央常委會派羅隆基到昆明籌建地方組織。他和周新民等將西南聯大、云南大學中許多教授、高級知識分子吸收入盟，1943年5月成立民主政團同盟第一個地方支部“昆明支部”。當時加入的盟員有潘光旦、潘大逵、吳晗、楚圖南、費孝通、李公樸、聞一多等名教授和知名民主人士。同時期，梁漱溟在桂林，杜斌丞、王菊人在西安，張瀾、李璜在成都也都發展了一大批盟員。民盟在各界、特別是在知識分子中聲望提高，基礎日益擴大，力量不斷增強。

民盟還注意爭取國民黨左派和地方實力派的同情、支持，如龍云、劉文輝、潘文華等云南、川康地方實力派都被發展成為秘密盟員；在桂林，爭取到李濟深支持并參加民盟活動。這些組織工作讓民盟在四川、云南、廣西等地的活動受到了保護，在成立初期的困難中逐步鞏固和前進。

國民黨扼殺第一次民主憲政運動，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加強獨裁的結果也加深了國統區的政治、軍事、經濟危機。在內外交困下，國民黨在1943年9月舉行的五屆十一中全會上打出了“憲政”旗號，通過了所謂“戰爭結束一年內即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實施憲政”的決議。各黨派利用這一有利時機，在國統區掀起了第二次民主憲政運動。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各領導人和各地方支部紛紛寫文章、辦刊物、成立各種組織，發起活動。

張瀾發表《中國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一文，被印成小冊子廣為流傳；黃炎培創辦《憲政》月刊；左舜生主編《民憲》（后正式由中國民主同盟接辦）；章伯鈞主編《中華論壇》；聞一多、李公樸創辦《自由評論》，由成都民盟成員負責編輯的成都《華西晚報》等，宣傳民主憲政，在國統區形成了聲勢很大的社會輿論。

民盟西北總支部主辦的《秦風日報•工商日報聯合版》，民盟云南省支部出版的《民主周刊》，更直接成為民盟的重要喉舌。運動期間，張瀾、李璜1944年1月在成都發起成立“民主憲政促進會”；沈鈞儒、黃炎培從1月起在重慶每月舉行一次“民主憲政座談會”；周新民也于4月在昆明發起舉行“憲政研究會”。這些都促進了民主憲政運動的開展，擴大了民盟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

中共中央于1943年3月1日發出《關于憲政問題的指示》，指出國民黨重提憲政，目的在于欺騙人民，借以拖延抗日，穩固其統治。只要允許人民討論憲政，就可能沖破國民黨的限制，把民主運動推進一步。3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逝世19周年大會上，明確支持民主政團同盟的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