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爺爺都沒讀過書，是文盲，吃了很多沒文化的苦。于是，父親用兩件事告誡我，一定要讀好書：一是他的太爺爺讀過私塾，識字有文化，曾代表老家的劉氏家族修過族譜，上過四川、重慶、湖北，見過世面，引以為自豪；二是他自己曾當過大隊的革委會主任，推薦了不少人去斗笠山煤礦、橋頭河煤礦等單位當工人，而他自己卻因沒讀書怕適應不了工作，痛失了幾次機會，希望下一代不再發生。

我從小就是個懂事的孩子，父親要我好好讀書的教導時刻銘記在心，學習很用功，成績也很優秀。小學、中學的老師及家長都以我為榜樣教育學生與孩子，方圓十幾里都知道了我喜歡讀書。但我吃過的苦也不少。比如，讀小學時家里沒電燈，只有煤油燈，不很亮，父母為了第二天清早起床干活一般很早就睡了，我一個人在自己的房里看書要看到十一點多，家里老鼠很多，這時開始活躍起來了，東響西鬧，我膽子小，害怕得不得了。還有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是我小學4年級11歲時，在原漣源縣湖泉鄉、荷葉區的語數競賽中成績突出，參加了荷葉區組織的暑假集訓，湖泉鄉共4人，培訓結束的那天已是下午4點多，沒有班車了，我們只好走路回家。從培訓地原漣源九中現漣源二中到我家里有將近50華里，他們幾個全在離漣源城區較近的西頭，我一個人卻在最遠的東頭，他們在天黑前都到了家，我卻還要獨自走近20華里且要經過一片墳地才能回家。我一個人摸黑在晚上十點多鐘才到家，家人都早已睡了，我一進大門就嚎啕大哭，母親怎么勸也無效，足足哭了20分鐘，把自己回家無助、害怕、辛苦所受的委屈全都哭了出來。

后來，我考入了重慶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工業管理專業，那時我最喜歡看的書就是經濟類的和管理類的。一到節假日，就跑到沙坪壩書店去看書，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到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再到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我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經濟學、管理學著作。熟知了國內的顧準、孫冶方、董輔礽、張培剛、厲以寧、吳敬璉及國外的弗里德曼、科斯、西蒙、斯蒂格利茨等等經濟學家及管理學家。別人節假日大都是去游玩或找老鄉、朋友聚會，我大學四年卻是走遍了重慶市的大小新華書店，尋找經濟學名著，與各類學者神交，其樂無窮。

大四時，我向《微觀經濟學》教材的作者、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的黎詣遠教授寫信，請教當時經濟形勢面臨的幾個問題及表達了想讀他研究生的強烈愿望，他熱情洋溢回了信并歡迎我報考。令我終生遺憾的是為早點減輕家庭負擔，在一親戚的推薦下分配去了廣州軍區企業辦工程部工作，后也沒有去報考黎教授的研究生了。

在廣州工作期間，我憑過硬的理論功底，以高分考取了經濟師、會計師、項目經理，其中還參加了中央財政金融學院“關貿總協定與股份制經濟”函授學習，被評為總后勤部營房部的優秀學員。

為了便于照顧家庭，我于97年作人才引進調入了漣源市人民醫院，從事財務管理工作，仍把學習和讀書當作第一樂趣，2000年參加了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衛生管理專業證書班”脫產學習。讀書的重點轉移到了歷史、人物傳記及醫療衛生管理上來，并逐步加大了購書、藏書力度。2003年漣源市成為全國第一批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工作試點縣市，我作為財務專業人才調入了漣源市衛生局，獨立起草了《漣源市新農合財務管理辦法和會計核算制度》，參與起草了《漣源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辦法》、《定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等文件，受到省里好評。

2008年調入婁底市衛生局后，工作性質從原來的具體財務管理、業務經辦轉移到政策制定、宏觀管理、業務培訓及監督考核上來，寫作水平要求越來越高。我自己也加強了這方面的學習，先后在《湖南日報》、《婁底日報》、婁底新聞網等媒體上發表了數十篇宣傳報道，撰寫的《新農合工作有幾個問題亟待解決》、《“省直管縣”改革存在的問題與建議》、《深化醫改要謹防新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等社情民意信息分別被民盟湖南省委、湖南省委統戰部信息專網及民盟中央采用。國家衛生計生委財務司領導看過我的文章后認為我對基層情況較為熟悉，知識較為全面，擬借調我去工作一段時間。其實就是對我喜歡學習和讀書的肯定。

雖然大學同學大多已是處以上領導，或經商辦企業擁有千萬以上資產，而我仍只是個小小科長，既沒有存款，也沒有豪宅豪車，僅有近千冊藏書，但我并不羨慕他人，也不為自己只知讀書而不知升官發財而后悔。因為我讀書，我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