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人的傳統(tǒng)觀念里，脾氣絕對不是一個好詞。它往往與不理智、沖動、不會做人等負面信息聯(lián)系在一起。我們似乎很少想過一個道理：脾氣到底有沒有價值？

其實，杰出的人往往是有脾氣的。1940年蔡元培先生在香港辭世，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空缺。依當時的體制，應該由中研院聘請的評議員民主推選三位候選人，再由民國政府最高領(lǐng)導者從中圈出一位。正當選舉即將展開，蔣介石下一條子，要求大家舉顧孟余出來。陳寅恪覺得蔣的行為破壞了游戲規(guī)則，極為不滿，當即表示自己只投胡適的票，還說如果要把顧孟余選出，胡適也必須選出。選舉期間，有人請蔣介石參加評議員的集體宴會，席上蔣氏說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官話。陳寅恪想起蔣介石下條子的事情，就非常看不起他，宴罷賦詩一首：“自笑平生畏蜀游，無端乘興到渝州。千年故壘英雄盡，萬里長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行都燈火春寒夕，一夢迷離更白頭。”寫完，陳寅恪親抄一份給西南聯(lián)大外文系教授吳宓品評，吳心有靈犀，立即將詩收入《吳宓詩集續(xù)集》稿中。詩后附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寓俞大維妹丈宅。已而蔣公宴請中央研究院到會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見蔣公，深覺其人不足有為，有負厥職。故有此詩第六句。”據(jù)吳宓考證，陳寅恪的詩還借“食蛤”的典故，罵蔣介石為小人。

與陳寅恪相比，蔡元培的脾氣似乎更大。岳南《從蔡元培到胡適：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中華書局2010年3月版）載：1922年12月，北洋政府議長吳景濂、副議長張伯烈等人為了在派系斗爭中取勝，向總統(tǒng)黎元洪舉報內(nèi)閣財政總長羅文干與奧地利銀行簽訂借款合同時收受賄賂（后來證明此事子虛烏有），脅迫總統(tǒng)黎元洪下令逮捕羅文干。司法當局經(jīng)過一番調(diào)查取證，覺得這是一樁冤案，宣布無罪釋放羅文干。然而，只過了四天，國務院一幫政客再度開會，由教育總長彭允彝提案，再次將羅文干逮捕入獄。此時，身為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坐不住了。1923年1月17日，他向總統(tǒng)黎元洪遞交辭去北大校長的呈文，以示強烈抗議。蔡元培在呈文中說：“鈞座尊重司法獨立的命令朝下，身為教育最高行政長官之彭允彝，即于同日為干涉司法獨立與蹂躪人權(quán)之提議，且已正式通過國務會議。似此行為，士林痛恨！僉謂彭允彝此次自告奮勇，侵越權(quán)限，無非為欲見好于一般政客，以為交換同意票之條件耳。元培目擊時艱，痛心于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茍安；尤不忍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惟有奉身而退，以謝教育界及國人。”7月20日，蔡元培登船赴歐洲考察、進修，一走就是三年，從此再也沒有回到他所摯愛的北大校園。

所謂脾氣，其實就是一個人對自己不喜歡、不贊成的事表態(tài)時的激烈程度。對于個人意氣之爭，我們當然要盡可能抑制自己的脾氣，讓自己冷靜再冷靜，交一個朋友要花許多工夫，得罪一個人只需一句話。但對于原則性的問題，尤其是故意的權(quán)力侵害，我們不妨拿出點脾氣來，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這個時候，脾氣不再是一種簡單的意見選擇，而變成了一種血性、一種勇氣、一種面對邪惡的凜然正義，此種脾氣只會讓人仰視。

當然，一個人的脾氣也是不容易發(fā)的。我們要取得發(fā)脾氣的資格，需要走過兩座橋梁：一是你得有本事；二是你的意見代表真理。有本事，你發(fā)了脾氣才有影響力，就算那些得罪你的人不把你當回事，你至少可以爭取民心。意見代表真理，你發(fā)的脾氣才能體現(xiàn)出價值，也才可能在悠悠歲月中留下應有的痕跡。世界上因為某件事發(fā)過脾氣的人不知凡幾，但只有陳寅恪、蔡元培等少數(shù)人所發(fā)的脾氣被歷史記錄下來，道理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今天的環(huán)境與陳寅恪、蔡元培所處的時代自然有很大不同，為社會和諧計，遇事多進行心平氣和的溝通，盡可能少發(fā)脾氣，理應成為一種人生選擇。不過，如果有人利用我們的善良肆無忌憚地干污濁事，我們同樣應該理直氣壯地予以鞭撻。原因很簡單：黑暗最害怕陽光，只有陽光才能使黑暗遁形并最終消滅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