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湖南人文科技學院盟員游宇明歷史隨筆集《不為繁華易素心——民國文人風骨》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后，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目前已有《人民日報》《錢江晚報》《海峽導報》《沈陽日報》等報刊發表書訊，《中國經濟時報》《北京日報》《雜文選刊》《雜文月刊》《雜文報》《湘聲報》《聯誼報》《兵團日報》《本溪晚報》《永州日報》《常德日報》《婁底日報》《邵陽晚報》《常德晚報》《婁底晚報》等紛紛發表書評予以推薦。鳳凰網將此書選為2012年第7周十大好書。此外，還有《吉林日報》《書屋》《長沙晚報》《寶安日報》等準備推出有關書評。《雜文選刊》上旬版將選發書中的優秀篇目。現刊發幾篇書評，以饗讀者。

                       （一）   擦亮豐碑啟后人

         淺談游宇明的《不為繁華易素心——民國文人風骨》

                            民盟長沙市委   周彪 

近年來民國作為一個散發文化熱力的名字，在文化界已如燎原之勢蔓延，許多的作家學者都著力挖掘民國題材，特別是記述民國學人的文字日見其多，煌煌大著層出不窮，這類著述在文化人心中頗多能激起神往的漣漪。

《不為繁華易素心》是眾多描述民國文人、學者著作中的一部，是著名散文家、雜文家游宇明為民國時期的一干聲名赫赫、個性鮮明的文人、學者量身定做的“寫真集”。和我手頭上多部描寫民國文人、學者的著作相比，游宇明端出的不是一個或幾個人的傳記，而是民國文人、學者團隊寫真。在他細膩的筆觸下，蔡元培、梁啟超、王國維、張伯苓、辜鴻銘、胡適、魯迅、周作人、朱自清、梅貽琦、金岳霖、張奚若、錢端升、陳寅恪、吳宓、豐子愷、弘一大師、楊樹達、葉企孫、吳有訓、顧頡剛、成舍我、林語堂、傅斯年、趙元任、劉文典、葉公超、錢穆、錢鍾書、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梁宗岱、嚴怪愚等一干大師級民國文化精英，從歲月的深處昂然而來，其音容笑貌、獨特個性，躍然眼前。

民國文人、學者是一個集合概念，同時又是一個個獨特的個體，每個個體又有多個側面，每個個體都可以成為一部傳記，將這么多大師組成一個“方陣”，當然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能選取他們的一個或幾個側面，來統攬于“文人風骨”之下。說到民國學人的凜凜風骨，國人最熟悉的莫過于馬寅初、梁潄溟兩位老前輩了。歷經三個時代的馬寅初是一粒名副其實的“銅豌豆”，袁世凱當政時期，他斷然拒絕其好意拉攏；抗戰時期他公開指斥孔祥熙、宋子文“貪污，發國難財”，且點名道姓地批評蔣委員長，由此招致長達4年的軟禁；50年代末因《人口論》屢遭批斗，但他卻“決不向專以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可謂終其一生，鐵骨錚錚、正氣浩然！梁潄溟和最高領袖“面折廷爭”的故事，國人耳熟能詳，無須我饒舌。我想說的是，一介文人在那樣一個特殊的場合，在“千人諾諾”、一片喊“滾”的巨大壓力下，能堅持自己的信念，不屈不饒地堅守與抗爭，揆諸近史能有幾人？至今讓我們這些后輩們追思默想之時猶能感受到他那“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無畏精神。

事實上心系蒼生社稷、堅守學術良知、秉持公道正義、淡泊功名利祿、……是那一代文人、學者的共同品質。遺憾的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作為一個群體的民國文人、學者湮沒于意識形態的煙云迷霧之中，尤其是作為新文化的領軍人物胡適、傅斯年等大師級精英因為“政治傾向”的趨異而“被遺忘”。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撣去歲月的煙塵，還民國文人學者的本來面目，成為近年里民國研究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眾多關注研究民國文學者的人中，游宇明并非專家，但他有自己的優勢：一是他身處大學30年，有和民國學者形似的生存環境，很容易從歷史和現實的對比中，考量出兩個時代的學者生存環境、學術品質等方面的差異，為他的“立意”提供靈感；二是他是一個筆耕不輟、成效卓著的作家，崇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很容易和民國文人產生遙遠的“共鳴”，也能輕而易舉的發現他們的亮點。這一優勢為他的《不為繁華易素心》“別具一格”奠定了堅實基礎。事實上，從他的著作的標題“不為繁華易素心——民國文人的風骨”你就能品出他的立意和追求、景仰與尊重。

胡適是民國學人的精神領袖，也是游宇明心中的文人學者楷模。在這部著作里涉及胡適的文章有《胡適先生的另類利息》《胡適的感恩》《胡適的豁達》《胡適為何會“保皇”》《胡適身上的家族烙印》《胡適早年的“知”與“行”》《胡適的“底氣”》《胡適遭遇的一次喝倒彩》等等。游宇明沒有從大處著墨來突出胡適的學術成就、思想建樹乃至政治立場，而是通過多個側面來展示其公道正派、寬容豁達、虛懷若谷、獎掖后學、契約意識和感恩情懷等高尚品質，將一個完整的有血有肉的胡適呈獻于讀者眼前。另外涉及蔡元培、梅貽琦、陳寅恪的篇章文字也相對多些，前二位開啟了中國現代大學的先河，他們的治校理念、治校成就和崇高人格至今仍令人追慕、神往，不夸張地說，百年以降，大學校長如過江之鯽，能“踵武”二位先賢者迄今闕如；陳寅恪先生則堪為百年來教授的典范，學問之宏深、治學之嚴謹、操守之堅貞、心志之淡定，是“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的最生動的注腳，令后輩學人高山仰止！游宇明的高明處不僅僅對大師級民國學人禮贊有加，同時也讓那些名氣稍遜一籌的民國學人閃亮登場。拒絕做“豬仔”議員、公開揭露曹錕賄選的邵瑞彭，直言清官比貪官好、拒絕跟風批吳晗的徐中舒，堅守心靈原則、拒受勛章的報人胡石庵，還有代老師挨批斗的劉節、敢于“抗上”的趙儷生、慧眼識才的楊振聲，等等，在游宇明的娓娓敘述中，鮮活如生、撲面而來。

歷史是一面鏡子，可以鑒古、察今、照未來。當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和我們這個時代愈行愈遠之際，打撈起那段沉沒的歷史，擦亮那座沾滿灰塵的文化豐碑，“立此存照”，以啟后人，游宇明功莫大矣。

  （二）  往事未付紅塵

       岳南

在文學上，游宇明先生是一個很難用三言兩語界定的人物。有人說他是美文家，他的美文佳作不時出現在《散文》《青年文學》《北京日報》等眾多紙媒上，并被央視“子午書簡”三次播出，選入教材、文集，其數量之多，恐怕他自己也無法準確計算了。前一段又聽說《讀者》《格言》等受眾廣大的刊物紛紛與他簽約，更證明其美文的影響力。有人說他是雜文家，《雜文報》《雜文月刊》《湘聲報》等雜文主陣地時有他攻城掠地的身影，國內各種雜文獎項經常閃爍他的名字，最權威的幾種雜文年選總有他一席之地，《雜文選刊》曾為他做專輯、專訪，大為紅火。

      近幾年，游先生開始把精力和視角投向民國時期的大師巨子，以及那些有擔當、有風骨、堅守民族大義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物，這個轉變正如游先生對我的剖白：“也許是因為對過去的事情有些好奇，最近四五年，我頗癡迷于史書，讀過的史書少說也有一兩百本，讀史書又喜歡關注那些活得元氣充沛的人，時間長了，眼前經常人影飄動。”那么，在游先生的眼前飄動的是些什么人呢？從《不為繁華易素心——民國文人風骨》（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12月版）中可以找到答案。他們是蔡元培、梁啟超、王國維、張伯苓、辜鴻銘、胡適、魯迅、朱自清、梅貽琦、金岳霖、張奚若、錢端升、陳寅恪、吳宓、豐子愷、弘一大師、楊樹達、葉企孫、吳有訓、顧頡剛、成舍我、林語堂、傅斯年、趙元任、劉文典、葉公超、錢穆、錢鍾書、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梁宗岱、嚴怪愚等等，正是這一批人物，在那個風云際會的時代寫下了光輝燦爛的篇章，留下了不朽的盛業和一大筆值得后人追思緬懷的精神遺產。

回眸民國時期的人物與文化，很像一部現代版的春秋戰國史，人才輩出，大師如林、百家爭鳴，精神昂揚、思想自由、學術文化如同星河燦爛繁榮，令人心向往之……面對這一盛景和精神高地連同站在高地上的鴻學碩儒，游先生在觀察和書寫中，沒有刻意去描繪全貌、全景，或進行宏大敘事，而是捕捉人物的側面和生活中不太為人看重或易被忽略的細枝末節，從這些小處勾勒出人物的音容風貌，傳遞一種真性情、真精神和大境界，給讀者以啟迪心靈的洗禮。

從書中的第一輯可以看到，被學界譽為“三百年來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陳寅恪，發現自己任職的清華理工學院教員全年無請假一點鐘者，因而自己也連續兩年未請假一點鐘。按陳氏的說法，其實多上一點鐘與少上一點鐘毫無關系，但自己心中默默有個誓約，非有特殊緣故必不請假，故常有帶病而上課的情況。今天，我們經常聽到一些人說當年的清華如何如何了得，出了多少人才，培養了多少大師云云，須知培養大師是有條件和要付出代價的，從陳寅恪先生透露的這件小事上，可窺知和領悟到一點什么。

像陳寅恪這種寧可自己付出代價也要堅守規則的事，同樣體現在傅斯年身上。抗戰時期，傅斯年率領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由昆明遷到了四川南溪李莊，就是在這個地方，他堅決拒絕中研院總干事葉企孫欲聘時在桂林的陳寅恪遙領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職并支專任之薪。陳傅二人既是柏林大學的同學，又有親戚關系，表面看起來傅似乎有點無情，但恰恰通過“無情”這一點，可證那一代文化人視原則、規程的重要幾乎超過了生命，亦證其人格力量的偉岸和風骨所在。——走筆至此，我想讀者看過《傅斯年當年的憂慮》這一篇短文之后，設身處地的想一想，假如自己是陳寅恪或傅斯年，能不能具有這樣的品質，能不能在彼時彼地這樣做并在社會的現實里有所堅持？這或許是游宇明先生暗中為讀者出的一道促其反思人生的試題吧。

順便說一下，書中第一輯的“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的小標題，不是隨便擬出來的，實是引自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的句子。范氏以“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來贊美他的老師嚴子陵。這個句子被游先生借來做提綱挈領的引子，確實是恰到好處。在這個小標題之下，我們看到大師們群體的雕像和仰之彌高的精神風采，所謂“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是清華校長梅貽琦的話，也代表了那個時代現實和學術界的追求目標。正是有了這樣的現實環境和精神支柱，才有抗戰爆發后的西南聯大時期，哲學教授金岳霖冒著敵機轟炸，寫出了力作《論道》和一生的代表作《知識論》；才有了機械工程學家劉仙洲跑警報之余寫出了著名的《熱工學》；才有了社會學家陶云逵冒著被敵人炸死的危險跑遍云南全省，調查少數民族社會經濟、語言分布、宗教信仰、地理環境，創辦邊疆人文研究室和《邊疆人文》雜志等豐功偉績。而從這些鮮活的例證中，后來者才更加直感地觸摸到自由知識分子背后那一根瘦弱與堅硬的脊梁。所謂鐵肩擔道義，世事多舛而情懷不改、信念不衰，在這一群大師們身上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成為我們的民族記憶中最溫熱的一部分。

當然，正如馮友蘭教授撰寫的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所言：“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概。”大師也有大師性格中的差異和不足，師生、同事間的口舌、義氣之爭自是難免。如書中毫不隱晦地再現了魯迅與史學家顧頡剛之爭；國學大師劉文典等對作家沈從文的鄙視等尷尬之事。而我認為游先生寫得最為出色的一篇是《兩種“謝本師”》，文中，作者特別撿取了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謝本師”事件加以敘述。其事發生在清代著名樸學大師章太炎與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之間。俞樾當年科舉考試以一句“花落春仍在”深得主考官曾國藩的賞識，后把講舍命名為“春在堂”。章是俞的學生，俞對章氏出校之后結交維新人物、倡言革命、剪掉辮子等舉動極為不滿。1901年，章太炎去蘇州東吳大學任教，拜訪住在蘇州曲園的俞樾，俞氏聲色俱厲，對章的行為大加指責。章太炎很不服氣，當即反駁，后寫下《謝本師》一文，宣布離開師門，但兩人并未真的斷絕師生關系。1907年俞樾去世，章太炎作《俞先生傳》，雖然文章中不乏微詞，整個基調卻充滿敬意。章太炎寓居上海時，有次專程赴蘇州憑吊俞樾故居。看到大廳中一幅寫著“春在堂”的橫額，認出是先師俞樾的遺墨，立即命同行的陳存仁點起香燭，行三跪九叩之禮。走到左廂房，章太炎辯認出這是他舊時的讀書處，請房主拿出紙筆留字，房主只有筆墨而無紙張，章太炎在墻上留了兩首詩，黯然而別，故事到此結束。

游宇明文章的老到和技高一籌之處在于，在看似故事結束之后繼續書接上回，筆鋒一轉，點出周作人與沈啟無師徒反目的事例示眾。如此一個對比，文章的立意、境界和所達到的高度就顯得大不同了。沈啟無是周作人的學生，曾與俞平伯、廢名、江紹原等并稱“周門四大弟子”。此人最初對周作人亦步亦趨，抗戰期間，周出任偽教育總署督辦一職，沈啟無擔任偽北大文學院國文系主任兼圖書館主任。但沈覺得老師當了大官，自己的官帽子太小，對周作人深懷不滿，竟至反目成仇，最后發展到相互在文章中譏諷、攻擊對方……對上述兩次“謝本師”事件，游宇明認為不可同意而喻，章太炎的“謝本師”為公不為私，所以，章在不得巳的“辭謝”里有對師恩的念念不忘和對老師出自內心的敬重。這樣的“謝”雖然也是悲劇，但沉痛中自有一份溫暖，能夠得到后人充分的理解和尊敬。而沈啟無的“謝本師”卻完全源于個人的私欲，而且這私欲還與他們師徒在民族大義上的失節聯系在一起。因此，其“謝師”也就“謝”得鬼鬼崇崇、有氣無力，師徒都被后人看不起。“謝本師”本身無所謂對錯，因什么而謝卻標示著一種品位和思想境界。

——思往事，立斜陽，而今風云已更改，當時卻道尋常。《不為繁華易素心——民國文人風骨》，正是把民國時代看似尋常的事重新發掘、展示出來，以期讓讀者在新的現實和語境中得到啟發和教益，于歷史的溫情和敬意中重塑失落的民族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