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切有愿意和我們合作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產黨員必須采取和他們一道商量問題和一道工作的態度。那種獨斷專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態度，是不對的。一個好的共產黨員，必須善于照顧全局，善于照顧多數，并善于和同盟者一道工作。——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26頁。

　　我們共產黨人對于一切革命的人們，是決不排斥的，我們將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階級、階層、政黨、政團以及個人，堅持統一戰線，實行長期合作。但人家要排斥共產黨，那是不行的；人家要分裂統一戰線，那是不行的。——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83頁。

　　對于共產黨以外的人員，不問他們是否有黨派關系和屬于何種黨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產黨合作的，我們便應以合作的態度對待他們。——毛澤東：《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1940年3月6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42頁。

　　我們的同志必須懂得一條真理：共產黨員和黨外人員相比較，無論何時都是占少數。假定一百個人中有一個共產黨員，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中就有四百五十萬共產黨員。即使達到這樣大的數目，共產黨員也還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黨員。我們有什么理由不和非黨人員合作呢？對于一切愿意同我們合作以及可能同我們合作的人，我們只有同他們合作的義務，絕無排斥他們的權利。——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26頁。

　　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我們黨內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關門主義作風所養成的對待黨外民主人士的不正確態度，在抗日時期并沒有完全克服，在一九四七年各根據地土地改革高潮時期又曾出現過。這種態度只會使我黨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專政不能鞏固，使敵人獲得同盟者。現在中國第一次在我黨領導之下的政治協商會議即將召開，民主聯合政府即將成立，革命即將在全國勝利，全黨對于這個問題必須有認真的檢討和正確的認識，必須反對右的遷就主義和“左”的關門主義或敷衍主義兩種傾向，而采取完全正確的態度。——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3月5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7—1438頁。

　　中國的民主革命，可以說是幾個政黨聯合進行的，但是以共產黨為首。——毛澤東：《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至今未變，個別結論可以改變》（1959年2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頁。

　　對民主黨派及非黨人物不重視，是一種社會現象，不僅黨內有，黨外也有。要向大家說清楚，從長遠和整體看，必須要民主黨派。民主黨派是聯系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政權中要有他們的代表才行。認為民主黨派是“一根頭發的功勞”，一根頭發拔去不拔去都一樣的說法是不對的。從他們背后聯系的人們看，就不是一根頭發，而是一把頭發，不可藐視。——毛澤東：同中央統戰部負責同志的談話(1950年3月—4月)，轉引自《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檔案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6頁。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后，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度。我們的答復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制度。只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于共產黨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俄國的歷史形成了俄國的制度，在那里，廢除了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實現了最新式的民主主義即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一切反對社會主義的政黨都被人民拋棄了，人民僅僅擁護布爾什維克黨，因此形成了俄國的局面，這在他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國的政權機關中，即使是處在除了布爾什維克黨以外沒有其他政黨的條件下，實行的還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聯盟，或黨和非黨聯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階級或只有布爾什維克黨人才可以在政權機關中工作。中國現階段的歷史將形成中國現階段的制度，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產生一個對于我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于俄國制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61—1062頁。

　　中國也有各種黨派和團體。中國的各種黨派是有差別的，并不是在一個水平上，有領導和被領導的分別。中國各民主黨派承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毛澤東：《同緬甸總理吳努的談話》（1954年12月11日），《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75頁。

　　在我們國內，在抗日反蔣斗爭中形成的以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為主的許多民主黨派，現在還繼續存在。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采取又團結又斗爭的方針。……這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比較有利。——毛澤東：《論十大關系》（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4—35頁。

　　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毛澤東：《論十大關系》（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4頁。

　　他們要求實行西方的兩黨制，這一黨在臺上，那一黨在臺下。但是這種所謂兩黨制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不能保障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08頁。

　　我們同資本家、同各民主黨派合作得很好，大家互相幫助，有了錯誤加以批評，共同進步。同時，也采用自我批評的辦法，各民主黨派也進行自我批評。……過去資本家很怕我們，各民主黨派也有一些怕我們。經過了六年的時間，現在他們和我們的相互信任大為增強。過去他們不信任共產黨，共產黨也不那么信任他們。大家在一起工作，搞久了，常常見面，慢慢地就互相信任了。——毛澤東：《同藏族人士的談話》（1956年2月12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5頁。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口號，也是我國具體的歷史條件的產物。這個口號并不是突然提出來的，它已經經過了好幾年的醞釀。長期共存的思想已經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會主義制度已基本建立，這些口號就明確地提出來了。為什么要讓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同工人階級政黨長期共存呢？這是因為凡屬一切確實致力于團結人民從事社會主義事業的、得到人民信任的黨派，我們沒有理由不對它們采取長期共存的方針。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上，就已經這樣說過：“只要誰肯真正為人民效力，在人民還有困難的時期內確實幫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貫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廢，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沒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沒有理由不給他以生活的機會和效力的機會的。”這里所說的，也就是各黨派可以長期共存的政治基礎。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這是我們的愿望，也是我們的方針。至于各民主黨派是否能夠長期存在下去，不是單由共產黨一方面的愿望作決定，還要看各民主黨派自己的表現，要看它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黨派互相監督的事實，也早已存在，就是各黨派互相提意見，作批評。所謂互相監督，當然不是單方面的，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為什么要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呢？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大家知道，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34—235頁。

　　我在一九五七年這樣說過，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黨內黨外都應當有這樣的政治局面。沒有這樣的政治局面，群眾的積極性是不可能發動起來的。——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93頁。

　　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只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如果認為它是絕對的，就會破壞團結對敵的總方針。但是決不能抹殺這種相對的獨立性，無論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組織上也好，各黨必須有相對的獨立性，即是說有相對的自由權。如果被人抹殺或自己拋棄這種相對的自由權，那就也會破壞團結對敵的總方針。這是每個共產黨員，同時也是每個友黨黨員，應該明白的。——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24—525頁。

　　去年說要鞏固，今年說要發展，如果今年還只是一個鞏固，那是不行的。因為社會上有民主黨派的階層和人物存在，所以就應當發展。中國人口四萬萬七千五百萬，所有民主黨派不到二萬人，今年發展一倍也不過四萬人，并不算多。這個問題應該寫出幾條指示發到各地去。——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接見部分代表時的講話（1951年1月）